内容摘要

明末著名女将秦良玉的具体爵位称号，素有“忠州侯”和“忠贞侯”之争议。结合南明隆武、永历两朝封爵赠谥的特点和规则以及秦良玉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研判，秦良玉生前受封“忠州侯”应属实，为南明隆武帝所授；她死后谥号为“忠贞”，为南明永历帝所赠。她的“谥忠贞”在后来的时人语录、方志、族谱家传中流传为“忠贞侯”，一则是旧制习俗使然，二则是明清鼎革之际她的族人和乡党等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特殊现象。

关键词：秦良玉 忠州侯 忠贞侯 爵位 谥号

        秦良玉是忠州名士秦葵之女、石柱宣抚使马千乘之妻，在夫死子幼之际而主动担当，承袭了石柱土司职官。她和其夫马千乘所创建的“白杆兵”勇锐难当，为明廷所倚重，自身亦多次参加明代万历以降的“征播”“平叛”“勤王”“援辽”等著名战事，并以其护国守土、忠勇爱民的赫赫功绩，于清代张廷玉所主编的《明史》、民国时期钱海岳所编的《南明史》等汗青史册中单独有传，成为明清以来各界人士崇敬、景仰的历史名人，是旌扬忠诚护国、守土爱民精神的一面伟大旗帜，也是展现重庆忠州本土忠文化的一座闪亮丰碑。她生前的光辉事迹、身后的深远影响亦是各方史学家认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秦良玉在《明史》、《南明史》等正史叙事中，不仅是一位单独列传宣扬的女将军，而且还是一位凭借赫赫战功而晋爵旌世的女列侯。而关于她的具体爵位称号，素来有“忠州侯”和“忠贞侯”的两种说法，各有依据，各有源流。可是，针对这一悬案问题，网上争议不少，但是正式在公开报刊杂志上发表和争论的文章却并不多。目前，尤以三峡大学学者朱华在《三峡论坛》上发表的《秦良玉“忠贞侯”性质辨析》一文和长江师范学院学者彭福荣、曾超等人在《清史论丛》（2022年第2辑）上发表的《清代民国时期秦良玉封授“忠贞侯”事三百年考》一文的观点较为突出。

朱华是这样结论的：明确认可秦良玉生前获封“忠州侯”，死后由明末永历帝谥为“忠贞”，但只是单称，不为“忠贞侯”。而彭福荣、曾超等人则对秦良玉是否受封“忠州侯”或“忠贞侯”一事未作深入辨析，仅是就民间流传的秦良玉之“忠贞侯”的称号在明清时期的沿袭来历作了叙述，并无明确结论。而其他秦良玉研究者们，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我们在研史剖理之际，应当遵循这样的原则：以史实为依据，以逻辑为准绳，于纷纭众论中去伪存真，于芜杂史料中去粗求精。笔者抓住“秦良玉究竟是受封‘忠州侯’还是‘忠贞侯’”这个悬案，积极搜集各方资料，旁征博引，合理推断，综合研判，认为：秦良玉是生前获封“忠州侯”，为南明隆武帝所授；死后谥为“忠贞”，为南明永历帝所赠；后在时人记述、方志叙事、民间流传中演变成了“忠贞侯”。在此，笔者谨将有关辨析陈述于后，就教于方家，使史实真相得以越辩越明至有所定论。

（一）“忠州侯”与“忠贞侯”的来源与依据

秦良玉的“忠州侯”出处来源于民国学者钱海岳所著《南明史》一书。《南明史·卷二十·诸臣封爵世表》里脉络清晰地写道：“忠州侯秦良玉，隆武二年（1646年）二月封。永历二年（1648年）二月卒，谥忠贞。”《南明史·卷七十四·列传第五十·秦良玉传》明确记载：“昭宗即位，晋（秦良玉）太保兼太子太保，封忠州侯。永历二年，宗室（朱）容藩使至征粟，良玉不应。容藩将攻之，（秦良玉）乞救于李占春，容藩乃走。未几卒。年七十五，谥忠贞。”

而秦良玉的“忠贞侯”出处则主要有三处史料来源：一是《清史稿·土司二》记载如下：“崇祯时，土司（马）千乘及妇秦良玉以功加太子太保，封忠贞侯。”二是清代乾隆年间成书的《石砫厅志》写道：“（秦良玉）至戊子岁，病终，寿七十有五。……葬城东十五里回龙山，墓碑镌明忠贞侯太子太保官爵于都督总兵之上。”三是由清代光绪年间秦氏族人、忠州名士秦山高所编《忠州秦氏家乘·秦太保忠贞侯家传》记载道：“唐王隆武二年，遣使征太保（秦良玉）兵，加太子太保，封忠贞侯，赐以印。”

但比钱海岳《南明史》、《清史稿》、《石柱厅志》、《忠州秦氏家乘》等书都较有权威性的《明史》一书，却并无一处记载秦良玉的“太保”、“太子太保”、“忠州侯”或“忠贞侯”等官职、爵位及谥号。究其原因，民国时期的学者文公直讲得很清楚：“予以知秦贞素秦将军不仅封宫衔，赠列侯，且曾拜招讨之命。皆为清代修《明史》者斥之为伪朝，而抹煞之。”（摘引自文公直著，赵捷等校点《女杰秦良玉演义》，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494——495页）

更为遗憾的是，秦良玉晚年之际，其马氏宗族、秦氏宗族皆是身处明清易代、战乱离散之时，或遁或避，可能无暇或无法保存秦良玉受封“忠州侯”或“忠贞侯”的诰敕凭据，所以至今并无一件涉及“忠州侯”或“忠贞侯”的证据实物留存于世。而我们，也只能凭借钱海岳《南明史》、《清史稿》、《石砫厅志》等书面史料进行推论。

《南明史》由民国时期著名史学专家钱海岳先生编著，成稿于1944年，历经波折，出版于2006年。该书史料周备而密实，行文典雅而凝炼，季羡林评其为“一代史心，千秋信史”，顾颉刚赞之为可与“二十四史”并列，“次于《明史》之后、《清史稿》之前，足备一代文献。”而钱海岳本人曾经身任国民政府考试院秘书、开国文献馆专门委员等，所接触和涉猎的相关史料之广度及深度，自然亦非普通地方学者所能比拟的。

其间也有人指出《南明史》一共一百二十卷，在其审稿出版时，第九十七卷以后二十四卷的底稿存在着字迹潦草、模糊等问题，可能具有一定的错漏情况。但据笔者对照检查，秦良玉“忠州侯”相关内容恰在《南明史》“卷二十”、“卷七十四”两部分之中，并不在后二十四卷之内，所以从文本自身的完整度而言，当无异议。

而《石砫厅志》则系清代乾隆年间石砫厅同知王萦绪所主持编撰，属地方通志；《忠州秦氏家乘》为秦氏后人秦山高于1939~1940年等所编撰的族谱家传，具有家族本位性，且囿于抗战正烈和忠县典籍有限，难免有缺误错漏。它们固然在史料引据中可作印证之用，但也须警惕其本身材料取舍的倾向性问题。

总的来讲，《明史》、《清史稿》、钱海岳《南明史》等典籍属于全国性史料文献，其取材来源自然不是一州一县、一家一族可比，通常更具有真实性、客观性与权威性，非地方通志、族谱家传所能及。

这些情形，是我们在研究秦良玉相关问题时不能不加以注意的地方。

（二）关于秦良玉“两忠两侯”的印证和推断

鉴于《明史》里并无秦良玉封侯受爵的记载，在讨论秦良玉获封“忠州侯”或“忠贞侯”之际，于正史就只有《清史稿》和钱海岳《南明史》两部典籍可以引为印证和推论。

我们首先来考察《清史稿·土司二》中对秦良玉受封“忠贞侯”的说法。它的原文是：“崇祯时，土司（马）千乘及妇秦良玉，以功加太子太保，封忠贞侯。”细细考究之下，这段文字甚为粗疏：一个“及”字夹在中间，究竟是马千乘受封了“忠贞侯”还是秦良玉受封了“忠贞侯”又或是夫妻二人共封“忠贞侯”，都写得模棱两可、歧义横生。况且据《明史》所载，马千乘死于明代万历朝末年，又怎会由万历帝的孙子崇祯帝来封侯赐爵？

另外，“太子太保”一职也不是如《清史稿》所言由秦良玉在崇祯时获得的。1950年重庆博物馆曾从秦良玉家庙征得铜印一枚，上有篆书八字“太子太保总镇关防”，边款作“隆武二年八月，天字七十三号，礼部造”等字样。而《忠州秦氏家乘》亦有记录作为旁证：“唐王隆武二年，遣使征太保（秦良玉）兵，加太子太保，封忠贞侯，赐以印。……时海宇底定，马氏惧以唐王事撄祸，故终太保世，无敢言者。而《明史》亦阙而不书，今赐印尚存马氏宗祠。”这说明秦良玉的侯爵诰券及敕书等虽已遗失，但她于南明隆武二年所得“太子太保”之印信倒是传承了下来，真伪自是不存争议。所以，反证《清史稿·土司二》文字之粗谬、时间之淆乱、事实之多歧，不足为取，可以排除。

那么，我们便只能着眼于钱海岳《南明史》的记载内容，并用时人旁证、相关证物予以印证。

据钱海岳《南明史》所写：“昭宗即位，晋（秦良玉）太保兼太子太保，封忠州侯。”在这段文字里，“太保”“太子太保”“忠州侯”出现在了同一时间段。作为逻辑严密、行文严谨的钱海岳叙史之风格，它们三者的关系应该是“一是则皆是，一否则皆否”的互相映照之关系。

第一，须要印证“昭宗即位”这个时期背景与上述三个官爵之间的关系是否成立。这关系到证明秦良玉受职受爵究竟处于南明哪一个政权时期的问题。前文已有秦良玉的“太子太保总镇关防”铜印为凭据，证明她的“太子太保”一职至少是隆武二年八月前所封，而并非“昭宗”（永历帝）即位登基后所授。故尔：“昭宗即位，晋（秦良玉）太保兼太子太保，封忠州侯”这段文字里，秦良玉受封“太子太保”一职是可以证实的，但授职时间应该不是“昭宗即位”之时，而是隆武年间。这显然是钱海岳的一处笔误：因为隆武帝的庙号是“绍宗”，永历帝的庙号是“昭宗”，“绍”、“昭”字形相近，所以应是钱海岳误把“绍宗”写成了“昭宗”。

第二，秦良玉的第二个官职——“太保”也能得到印证。铁壁慧机禅师（1603——1668）与秦良玉几乎是同时代的人，曾应秦良玉之邀住持三教寺，也和秦良玉多有交集。他去世之后，他的弟子幻敏和尚所编的《铁壁机禅师语录》里记录了当年秦良玉供养法衣时，铁壁慧机禅师上堂说法的场景：

“太保秦良玉供法衣上堂，师捧衣云：‘只者个灵山会上，唤作正眼法藏。山僧手中唤作金襕袈裟，秦太保忠贞侯唤作保境生庆余福，远何以故？愿弘不了灵山嘱，同归界海作梯航。’”

在此处，秦良玉的“太保”一职，得到了实证。铁壁慧机禅师和他的弟子幻敏等与秦氏时有往来，对她的官职称呼应无错缪。但同时，语录中也出现了称呼秦良玉为“忠贞侯”的情况，与钱海岳《南明史》里的“忠州侯”说法产生了冲突。笔者将在后文中对此继续有所辨析。

可是，在钱海岳《南明史》“晋（秦良玉）太保兼太子太保，封忠州侯”这段文字里，三者的关系是：“一是则皆是，一否则皆否”的逻辑自洽关系。如今“太保”、“太子太保”两个官职经时人语录、相关实物而得到了证实，那么与之相同步授封的“忠州侯”也应该算是得到了间接性的旁证。

然而，这仅是“太保”、“太子太保”二职为“封忠州侯”一事做了旁证，若要真正确认属实，我们还须进行更加深入的推论。

（三）从南明隆武朝的授爵方式辨析“两忠两侯”

自朱明开国以来，明朝爵位封授的原则是：“非有社稷军功不封。”通常有三等：公爵、侯爵、伯爵（“公”最高，“侯”其次，“伯”居末）。每一个爵位之前，必须加以封号。

封号的来源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地名侯”，如明代学者王世贞所言以“国、郡、邑名”而封爵，即是用藩国、府、州、县等地方建制名称作封号，例如“韩国公”、“延安侯”、“定远侯”“浏阳伯”等。这里面的“韩国”是藩国名，“延安”是延安府名，“定远”是凤阳府定远县名，“浏阳”也是浏阳县名。第二种是“名号侯”，如王世贞所言以“取事名”而封爵，根据受爵者的事功行迹之褒称来取封号之名。一种是旌德彰节之名，例如“忠义侯”“诚意伯”、“文明伯”等；另一种是表功行事之名，例如“靖夷公”、“平虏侯”、“伏羌伯”、“平粤伯”等。

如此看来，秦良玉如果确以“忠州侯”为封号，则她所获的便是“地名侯”；秦良玉如果确以“忠贞侯”为封号，则她所获的便是“名号侯”。

朱华在《秦良玉“忠贞侯”性质辨析》一文中论及：“明代爵位之前通常冠有立功、镇守之地（名），如明初镇守贵州的顾成封镇远侯，镇远即今镇远县，在明代有镇远府、镇远州、镇远县等建制……而笔者目力所及，有明一代并无‘忠贞’为名的（地方）行政建制，所以‘忠贞’为爵位的可能性较低。”基于此，他认为；“从明代一般的爵位、谥号记载特点来看，钱海岳《南明史·秦良玉传》的记载最符合秦良玉爵位、谥号的信息：爵位‘忠州侯’以镇守地行政建制为名，‘忠贞’系死后所赐，单称。”

他通过从“地名侯”、“名号侯”两者封授的角度来分析秦良玉所得真实爵位的做法，自然是可取的。但他自己也讲了是“从明代一般的爵位、记载特点来看”，而在天下即将倾覆、明清易代变局即将形成的南明时期，实际上已是“非一般”的时期。南明帝王们打破常规，授爵赠谥以鼓舞士气、提倡军功、抗清保国的做法越来越普遍，也自然发生了与先前平世时期授爵赠谥而大为不同的特殊变化。例如，在南明以前，甚至是崇祯时期，在“公、侯、伯”三等之中侯爵的封授全是“地名侯”，只有伯爵才杂“地名伯”与“名号伯”两者兼而有之。但自崇祯帝死后，南明政权经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在封爵授号方面确有显著变化。

秦良玉的升职、封爵、赠谥，都发生在隆武、永历两个时期。我们也应将目光投注在隆武、永历这两朝来综合判断她的授爵情况。

根据《南明史·卷二十·诸臣封爵世表》记载，隆武朝共封了51个爵位，其中：公爵2个、侯爵5个、伯爵44个。

这5个侯爵是：杜弘斌的“崇明侯”，秦良玉的“忠州侯”，黄斌卿的“威虏侯”，林察的“辅明侯”，陈霸的“忠勇侯”。其中：“威虏侯”、“辅明侯”、“忠勇侯”是三个“名号侯”；这三个“名号侯”都是隆武帝先给他们封了“威虏伯”、“辅明伯”、“忠勇伯”后晋升上来的。只有杜弘斌的“崇明侯”（崇明是指崇明县名）、秦良玉的“忠州侯”是“地名侯”。而杜弘斌的“崇明侯”是由他在弘光朝所获的“崇明伯”基础上，再经隆武帝登基后才晋为“崇明侯”的。

这说明，隆武朝封侯授爵的特点和规律通常就是“先伯后侯”、“由伯升侯”。尤其是隆武帝亲自授封的这些名号侯，更是“非经伯而后不能封侯”。按照他授爵封侯的特点和规律，如果秦良玉被封的是“忠贞侯”这样的名号侯，她必然要经过受封“忠贞伯”这一基础环节。然而，无论是钱海岳的《南明史》，还是《石砫厅志》、《忠州秦氏家乘》，时人笔记语录等史料文献，均无秦良玉获封“忠贞伯”的记载。由此便可推断：秦良玉确定未被隆武帝授予“忠贞侯”的爵号。

实际上，秦良玉是唯一一个由隆武帝直接迈过“伯升侯”台阶而破格册封的“忠州侯”。要知道，隆武帝当时对一直陪护在身边、亲任有加的郑成功，也只是授了一个“忠孝伯”的爵位。

结合隆武帝朱聿键本人的才智胸襟、施政风格和行为动机，我们可以对他赐封秦良玉为“忠州侯”这一重大举措做一番浅探。钱海岳的《南明史》称颂隆武帝“有雄武之志、霸王之略焉”。他当政期间，“不御酒肉，日在便殿见大臣，讲求政治”，“性好读书，披览丙夜不休”，而且所撰诏书、文章皆“典雅可诵”。可见，隆武帝确是一位勤学勤政、雄才大略、文武兼备的明君。尽管他在平常授爵封赏时一直坚持“赏必有功、由伯升侯、循序渐进”的礼制原则，但他出于自己的“雄武之志、霸王之略”，对战功赫赫、久享盛誉的秦良玉给予了极大的欣赏和极高的殊遇。他在为秦良玉封侯授爵时，展示了三个重大的“破格”：一是为一名女将军凭借军功而封赏列侯，古今罕见；二是用秦良玉的家乡本邑忠州府之名而赐封，古今罕见；三是直接迈过了“伯升侯”阶段，跃级提升了秦良玉的爵位，亦是古今罕见。

本来，他和他的隆武政权也可以像后来的永历帝一样拿“忠义侯”、“定虏侯”这样近似于“空头支票”一般的名号侯来敷衍秦良玉。但“有雄武之志、霸王之略”的他，终是不屑于如此施为。他刻意用秦良玉所出身的“忠州”乡邑之地封赐给她，一则是希望她能就近享受食邑；二则是让她有更加充足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去保卫自己的家乡——忠州。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当然，如此高官厚爵地优待秦良玉，隆武帝显然也是寄望于她“化荣誉感为实际行动”，带领她的“白杆兵”再次展现“千里勤王护驾”的显赫事迹。《忠州秦氏家乘》是这样写的：“唐王隆武二年，遣使征太保（秦良玉）兵。……太保奉诏将行，会大清兵克福州，遂不果。”秦良玉族中后人兼清末诗人秦山高是这样写诗赞颂隆武帝和秦良玉这一段“君臣佳话”的：

“隆武天子镇愁绝，不征儿郎征女郎。女觅封侯古未有，红颜早展擎天手！”

（四）从南明永历朝的授爵赠谥方式辨析“两忠两侯”

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八月底明帝朱聿键遇难崩亡，桂王朱由榔于隆武二年十一月在肇庆称帝，改次年为永历元年（1647年）。永历政权就此登台。

《南明史·卷二十·诸臣封爵世表》显示，自永历帝登基以来，清兵大举入侵，国土疆域严重蹙缩，州、府、县大面积陷没，再用地名侯封赐臣下就显得紧缺而举措可笑。所以，永历帝只能依靠分发虚街无实的名号侯来笼络人心。而且他在慌不择路的情况下，甚至突破了隆武朝“由伯升侯、循序渐进”的授爵礼制和原则。于是，永历元年四月马吉翔被直接迈过“伯升侯”阶段而封为“文安侯”；与之相似的是，永历二年二月覃进孝被直接封为“忠义侯”、永历三年十月袁韬被直接封为“定虏侯”。名号侯一时大量泛滥开来。如果在此期间，秦良玉被永历帝封赐为“忠贞侯”，倒也不无可能。

然而，据《南旧史·卷二十·诸臣封爵世表》所载，永历帝只是对秦良玉死后“谥忠贞”，而非“封忠贞侯”。

但《石砫厅志》、《忠州秦氏家乘》等方志、族谱、家传一直声称秦良玉为“忠贞侯”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在正史文献中记录的依据何在？笔者将钱海岳《南明史》中的“谥忠贞”和《石砫厅志》、《忠州秦氏家乘》、《铁壁机禅师语录》中所言的“忠贞侯”对应联系起来，倒是可以从共有的“忠贞”二字入手作一番分析。

《石砫厅志》里“忠贞侯”的说法来源为“（秦良玉）葬城东十五里回龙山，墓碑镌明忠贞侯太子太保官爵于都督总兵之上。”清代咸丰元年秋七月十一日某佚名学者在其《书明忠贞侯秦良玉传后》写道：“张君鹤亭惠我《石砫厅志》，内载墓碑镌刻忠贞侯太子太保于都督总兵上。永历六年葬。鹤亭尝往谒其墓，信然。”（摘引自彭福荣、曾超等所著《清代民国时期秦良玉封授“忠贞侯”事三百年考》）。

但民国时期考古专家卫聚贤则在其《明史秦良玉传补注》中称，秦良玉“墓上刻石”，“墓碑刻石有残字”，其“墓碑刻”文曰：“皇明永历戊子岁……镇守四川等处……明上柱国光禄大夫□将军□军都督□都……总兵官左都督府左都督管石砫宣慰……”未见“忠贞侯”之字样（摘引自彭福荣、曾超等所著《清代民国时期秦良玉封授“忠贞侯”事三百年考》）。

到了清朝宣统时期，学者杨应玑记载，秦良玉墓碑勒镌“明上柱国光禄大夫镇守四川等处地方提督汉土官兵总兵官挂镇东将军印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太子太保忠贞侯贞素秦太君墓”字样。而现今石柱县境内秦良玉墓碑铭文便如杨应玑所言。可是，这份墓碑铭中既未见秦良玉“太保”官职字样，又存在”……等处地方……”这种冗复繁琐的病句，足见其历史性与真实性颇为可疑。这也说明秦良玉墓碑碑铭可能随着时势的变化，也在呈现着一种微妙的变动。

那么，我们只能依据《石砫厅志》最原始的记录：“墓碑镌明忠贞侯太子太保官爵于都督总兵之上”这段文字，判断秦良玉所受“忠贞侯”一事是否成立。这便要参照明代其他受爵者的墓碑原文进行比对。

一是据朱华先生考证，明初顾成生前封镇远侯，死后“赠夏国公谥武毅”，其墓碑铭文为“明镇远侯晋封夏国公武毅顾公成字景诏之墓”，其中“镇远侯晋封夏国公”等爵位是冠在顾成的“武毅”谥号之前的。二是据明代嘉靖朝大臣张时彻、瞿景淳合作撰写的《明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赠太师谥文成护军诚意伯刘公（基）神道碑铭》显示，刘基的谥号“文成”居于爵位“诚意伯”之前。这两块明代古墓铭原文的内容揭示了：谥号可以在爵位之前，例如刘基墓碑铭文；谥号也可以在爵位之后，例如顾成墓碑铭文；但谥号和爵位两者则必定在同一块受爵者的墓碑上并存，缺一不可。

笔者查阅《南明史·卷二十·诸臣封爵世表》，总结出：在南明时期，无论是地名侯还是名号侯，通常死后都有自己的谥号。例如类似“忠州侯”一样的地名侯——“华阳侯”杨展，于永历三年七月去世后，获谥“忠惠”；又例如类似“忠贞侯”一样的名号侯——“威虏侯”黄斌卿，于永历二年九月去世后，获谥“忠襄”。

那么，按照《石砫厅志》：“墓碑镌明忠贞侯太子太保官爵于都督总兵之上”的内容来看，就会产生两个疑问：如果“忠贞侯”是秦良玉生前的爵号，那么她的谥号到哪里去了？如果“忠贞侯”是秦良玉的“谥号+侯”名称，那么她生前实封的爵号又到哪里去了？

针对这两个疑问，笔者再结合一部分具体的史料做进一步的剖析。

有一些研究者揣测，或许秦良玉生前曾经获封“忠贞侯”，死后“谥忠贞”，爵号与谥号重合，所以墓碑只留“忠贞侯”爵号、隐去了“忠贞”谥号。但是笔者查阅钱海岳《南明史·卷二十·诸臣封爵世表》中隆武、永历二朝所有受爵者的爵号、谥号，并无一起爵号与谥号重合的事例。例如文明伯黄道周，他的爵号“文明”二字其实也可以如同“文正”“文成”一般被用作谥号，但是隆武二年四月却谥其为“忠烈”，永历年间又改谥“文忠”。由此可见，秦良玉生前爵号与死后谥号重合的情形可以排除。

民国时期学者文公直曾在其著作《女杰秦良玉演义》一书中附载一篇《忠贞侯考》，文中声称他“频年搜考，幸得《南明史稿》载‘永历四年，马万年奏祖母西川招讨使秦良玉薨，追赠少保、忠贞侯’云云。”（摘引自彭福荣、曾超所著的《清代明国时期秦良玉封授“忠贞侯”事三百年考》）。他当日所见《南明史稿》系何人所著、具体内容如何，而今已不可查。但如他所言，这部《南明史稿》提供了秦良玉的“忠贞侯”是由马万年于永历四年向永历帝追授而来的线索，却颇可深掘。

细考钱海岳《南明史·卷二十·诸臣封爵世表》，永历一朝于死后追封的侯爵只有两个：一是陈子壮，死后于永历二年四月追封为“番禺侯”，谥“文忠”；二是张家玉，死后亦于永历二年四月追封为“增城侯”，谥“文烈”。而全卷不见秦良玉被追封的记录。同时，由陈子壮、张家玉二例，可以看出永历帝的追封、追赠所遵循的两个原则：一是以地名侯而追封（“番禺”、“增城”都是地名），而不是用名号侯；二是爵位和谥号同时同敕一起向下颁发，缺一不可。

所以，如果马万年奏请永历帝追封秦良玉的爵位，应该是不可能会得到“忠贞侯”这样的名号侯，而是会获得一个类似于“番禺侯”“增城侯”这样的地名侯和一个类似于“文忠”这样的谥号。我们再拿钱海岳《南明史·秦良玉传》里“谥忠贞”这句话来映照比对，可以得出结论：马万年在永历年间向明廷上奏所获的，并不是永历帝追赠了秦良玉“忠贞侯”，因为秦良玉早在隆武二年二月就已封了“忠州侯”，他亦无须再行追封；马万年只是获得了永历帝赐给秦良玉的“忠贞”谥号。

（五）“谥忠贞”演变成“忠贞侯”称呼的过程分析

前文已经明确论断，秦良玉生前所封的，正是隆武二年二月赐下的“忠州侯”。“忠贞”只是秦良玉死后的谥号。可是为什么在《石砫厅志》、《忠州秦氏家乘》、《铁壁机禅师语录》这些资料里，会一直传称秦良玉为“忠贞侯”呢？

笔者认为，这其实是受到了汉魏时期通用盛行的“谥号侯”制度余波之影响。史书所载，汉魏时期，侯爵与配享食邑挂钩，并不完全以具体的地名为名称，只是有“郡公、县侯、乡侯、亭侯、关中侯、关外侯”各个等级划分。而生前受爵者，死后亦会获封“谥号侯”，即是“谥号+侯”的称法。《史记·留侯世家》就明确写道“（张良）谥曰‘文成侯’。”《后汉书·杨赐传》写道“（杨赐）谥‘文烈侯’。”《三国志·魏书·荀彧传》里也写：“（荀彧）以忧薨，时年五十，谥曰‘敬侯’。”《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里记载，诸葛亮病逝后，蜀帝刘禅的诏书是这样写的：“谥君（指诸葛亮）为‘忠武侯’。”在这里，“文成侯”是张良的谥号侯称号，“文烈侯”是杨赐为谥号侯称号，“敬侯”是荀彧的谥号侯称号，“忠武侯”是诸葛亮的谥号侯称号。

但是，从西晋一朝开始，朝廷对大臣受爵者死后，不再采用封谥号侯的做法，而是只赐谥号，却单称而不加侯。例如《晋书·贾充传》里就写道：“谥（贾充）曰‘武’。”《隋书·杨素传》记载杨素死后“谥曰‘景武’。”《旧唐书·姚崇传》记载姚崇死后“谥曰‘文献’。”《宋史·范仲淹传》记载范仲淹死后“赠兵部尚书，谥‘文正’。”而延及至明清两朝，皆是如此。

尽管如此，方志和民间还是继续流传着“谥号+侯”的敬称做法。例如萧梁一朝的名将韦粲，他死后和秦良玉一样获谥“忠贞”。《梁书·韦粲传》是这样写的：“贼传（韦）粲首阙下，以示城内，太宗闻之流涕曰：‘社稷所寄，惟在韦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阵。’诏赠护军将军。世祖平侯景，追谥曰忠贞。”然而，在时隔千年之后，清代嘉庆朝所编的《湖南通志·卷九十》一书里依然这样称呼：“忠贞侯韦粲。”而实际上韦粲生前并未封“忠贞侯”，只是谥号为“忠贞”。

这岂不是和《石砫厅志》等书把“谥忠贞”的秦良玉一直称作“忠贞侯”一样异曲而同工？

至于《铁壁机禅师语录》里称秦良玉为“忠贞侯”的原因，是由于该书并非铁壁慧机禅师亲笔所写的日记语录，而是在圆寂后由其弟子幻敏等编录而成。秦良玉死于1648年，铁壁慧机禅师死于1668年，幻敏等人在二十年后提及秦良玉的称呼，也只能用她的谥称。但男子封爵赠谥如刘基之谥称为“刘文成公”、曾国藩之谥称为“曾文正公”，而女子封爵赠谥如秦良玉之谥称，总不能似唤成“忠贞婆”这般粗俗不堪吧？所以，他们对秦良玉的谥称，也只能是“忠贞侯”。

这便是秦良玉的“谥忠贞”演变成“忠贞侯”的整个过程分析。

（六）对秦良玉“忠州侯”被淡化、“忠贞侯”被强化的幕后因素之浅探

秦良玉被方志、时人语录和民间流传为“忠贞侯”，虽系旧

制习俗使然，但熟知内情的马氏族人、秦氏族人却不可能不清楚秦良玉的真实爵位是“忠州侯”。然而种种迹象显示：他们是有意舍弃“忠州侯”这等显赫重爵不用而反推“忠贞侯”这个并不规范的谥称大行其道，如此做法颇为蹊跷。俗话说：“有非常之行者，必有非常之因。”笔者尝试结合时代背景、川东具体局势、秦良玉本人的个性与因应方式、马氏后人的权衡考量等各方因素，来对秦良玉“忠州侯”称呼被淡化、“忠贞侯”称呼被强化一事作一番浅探。

首先，“忠州侯”的使用时间较短。秦良玉获得“忠州侯”爵号是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二月，而永历二年（1648年）她便已去世，“忠州侯”的正式使用时间只有两年左右。所以，它很容易会被随即而来的、又同有一个“忠”字的“忠贞”谥号所冲淡所掩蔽。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无须讳言。

第二，从秦良玉本人的心性及作风而论，她亦不会以“忠州侯”之重爵显扬于外。秦良玉所封的“忠州侯”决非普通的爵位，而是以她的家乡忠州本土城邑而封，这份殊荣在历朝历代之中也是凤毛麟角的。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面对这等殊荣，秦良玉倘若处置不当，甚至可能会为自己及家族招来“众矢之祸”。而《明史·秦良玉传》描写秦良玉的品性是“仪度娴雅”，又叙述她“大败贼众，为南川路战功第一。贼平，良玉不言功。”可见秦良玉大度、谦逊、低调的鲜活形象跃然纸上。试问：如此谦逊、如此低调的秦良玉，又怎会拿“忠州侯”这样的重爵对外炫示于人？而她这种低调处理的态度和方式自然也会影响和带动她身边的族人和部属。

第三，从秦良玉当时身处忠州的实际局势而论，她仍是不便于使用“忠州侯”爵号。隆武帝给秦良玉破格赐下“忠州侯”，本有以“忠州乡邑之地托付于她守护”之深意，但秦良玉其时身处忠州的实际状况，却让她不能不顾虑忠州当地主政者的感受和态度。她本身只是石砫土司将领，并非明廷正式任命的忠州知府等地方行政长官；她虽有“忠州侯”之爵号，却并无忠州主政官之法统和名分。她一旦使用“忠州侯”插手地方庶务，难免会给忠州府官员以“僭越”之感，从而削弱当地抗清御匪势力的团结与合作。基于此，秦良玉自然是不便于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忠州侯”的爵号。再加上当时明朝宗室使臣朱容藩正以所谓“总督川东兵马”的名义坐镇忠州，甚至还深怀异志、阴图割据，秦良玉此刻如何又能以“忠州侯”爵号与之公开周旋？万一朱容藩借题发挥，反扣她一个“恃爵而骄、图谋不轨”的罪名呢？《南明史·卷七十四·秦良玉传》里写道：“永历二年，宗室（朱）容藩使至征粟，良玉不应。容藩将攻之，（秦良玉）乞救于李占春，容藩乃走。”这段话足见当时忠州政治形势的复杂和微妙：朱容藩等忠州实际主政者何尝尊重过秦良玉这个“忠州侯”？而秦良玉这个“忠州侯”爵位亦显然并未能助她弹压住那些野心狂逞之徒。

第四，站在当时整个川东局势来看，秦良玉对外更是不便使用“忠州侯”之爵号。前文已述，隆武帝封她为“忠州侯”，更多的是出于激励、褒奖之目的，激励她为忠州本土的守护而再立新功。但在外人看来，“忠州侯”这个爵号加在秦良玉头上，却是她不可回避的重大责任，也会因此而给她强行寄托上过高的期望。然而，毕竟秦良玉当时是七十余岁了，年老体病，承担过重的责任和过高的期望，实是力有不逮。所以，她不能不低调、谨慎。

实际上，以当时川东整个局面而论，抗清御匪、保境守土的川东主力军亦非仅是秦良玉这一支，原南明重庆府总兵官曾英及其义子李占春、于大海等一脉的势力也不可小觑。在隆武二年二月，曾英与秦良玉一同被封爵，秦良玉是“忠州侯”，曾英是低她一级的“平寇伯”，这便让秦良玉在川东明军系统中的地位尴尬起来：她本和曾英、李占春一脉的势力不相上下，甚至可能还略有不及，而爵位却反居曾英等人之上，彼此间的关系相处也便难免有些微妙。从秦良玉后来借助李占春等人的势力驱逐朱容藩来看，她只能是低调、谨慎地周旋于川东各军之中，不好以“忠州侯”这样的重爵张扬于外。《南明史·卷七十四·秦良玉传》写她“乞救于李占春”，一个“乞”字，便可见秦良玉的行事是何等谦逊与务实。试问：在此情此景之下，秦良玉和她的族人还能在李占春等面前高调亮出“忠州侯”的爵位吗？

第五，以明清易代后的政治环境而论，马氏、秦氏两族都可能被迫放弃对外宣传秦良玉“忠州侯”的封号。自秦良玉本人去世后，她生前低调处理“忠州侯”爵号一事的上述所有顾虑和考量，都会被马氏及秦氏后人所全盘接受。再叠加上明清易代、江山易主等时代因素，马万年等后人更不敢多提秦良玉“忠州侯”这个爵号了。《忠州秦氏家乘》写道：“时海宇底定，马氏惧以唐王事（指隆武帝为秦良玉封侯一事）撄祸，故终太保世，无敢言者。而《明史》亦阙而不书。”毕竟在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时，马万年等人亦已举境降清归顺，“普天之下，莫非清土”，在此时此刻再显扬明代的“忠州侯”爵号，岂不是自寻麻烦？就连“忠贞侯”这个谥号侯的称呼第一次出现在《石砫厅志》这样的方志史料的时候，也是在一百多年后的清乾隆晚期“文字狱”稍为松动的时期了。至于马氏、秦氏为何会在清代晚期才开始使用并宣传“忠贞侯”而淡化掩蔽“忠州侯”，其直接的原因便是“忠贞侯”只为一介虚号，且能起到彰德旌节的作用，而不致如“忠州侯”这样震惊朝野的实邑地名侯那般刺激清朝统治者敏感的政治神经。

（七）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秦良玉生前受封“忠州侯”应是属实，为南明隆武帝所授；她死后谥号为“忠贞”也是属实，为南明永历帝所赠。至于她的“谥忠贞”在后来的时人语录、方志、族谱家传中流传为“忠贞侯”，一则是旧制习俗使然，二则是明清鼎革之际她的族人和乡党等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特殊现象，值得理解。

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孔之见，疏漏在所难免，期盼着更多的方家不吝指教，以求共同发掘历史最深处的真相。（李浩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