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守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龙门石窟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分布有郑州、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在中华文明的灿烂星空中，河洛文化无疑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在当今时代大潮中，如何有效传承这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并赋予其崭新的生命力以实现创造性发展，已成为一个关乎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的重大课题。

　　河洛文化的源与流

　　河洛文化不仅是地域文化，更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与主根，其内涵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和灵魂之中。

　　先秦时期，河洛文化自原始信仰与部落政治的母体中孕育而生，并由此奠定中华文明最核心的文化基因。“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周易·系辞》），河图洛书传说蕴含的哲学观念奠定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记载，是“中国”概念最早的实物见证。此“中国”特指河洛地区，这从空间认知上确立了河洛作为文明中心的地位，标志着“天下之中”政治地理观念的正式形成。周公营建洛邑后，在洛阳制礼作乐，制定了一整套涵盖宗法、等级、礼仪与道德的规范体系，实现了伦理秩序的制度化。此举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基石，更促使河洛文化实现从神秘信仰向伦理政治实践的关键转型。这一时期，河洛文化清晰地展现了一条从神本走向人本、由部落迈向国家的文明演进路径，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调，指明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政治统一与民族融合的双重推动下，河洛文化实现从地域性文化向全国性主流文化的升华。在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东汉、曹魏、西晋乃至北魏等王朝都城的确立，使河洛地区成为中央集权帝国的政治核心。东汉建立之后，洛阳太学作为官学教育机构，成为儒家思想传播与阐释的中心，从而使河洛文化与官方正统意识形态深度结合，完成了“大一统”思想在制度与实践层面的实体化。在宗教与文化融合层面，洛阳白马寺作为佛教传入中土的“释源”与“祖庭”，标志着佛教正式进入河洛地区并以此为基点向全国传播。在这一过程中，佛教义理与河洛固有思想不断交融，逐步开启其中国化转型，充分体现了河洛文化在吸收、整合外来文明方面所具有的包容性与融合力。在哲学思想层面，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魏晋名士，推动玄学清谈之风兴起。玄学既是对汉代儒家名教体系的反思与批判，也是对其理论局限的补充与超越，展现出该时期思想领域的思辨活力与精神解放，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精神维度。这一时期，河洛文化不仅在政治上承载起统一帝国的构建，更在文化层面通过融合儒释道思想、吸收多民族元素，演变为一个具有高度整合能力的文化熔炉，从而为其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隋唐宋时期，河洛文化发展至其鼎盛阶段，不仅在空间上以其强大辐射力塑造了东亚文化圈的基本格局，更在思想上通过理学的建构实现了精神的深层升华。隋唐时期，东都洛阳作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国际都会，汇聚了来自多国的商旅、使节与留学生，呈现出高度的文化开放性与自信心。在此背景下，河洛文化展现出海纳百川的文明气度，为其跨域传播奠定了现实基础。基于这一开放格局，河洛文化实现了对东亚地区的广泛辐射。例如，日本的遣隋使与遣唐使系统引进源自河洛地区的制度、建筑、文字与佛教体系，使河洛文化超越地理界限，成为东亚世界共享的文明资源，推动东亚文化圈的初步形成。北宋时期，河洛文化迎来其哲学层面的凝练与升华。以程颢、程颐兄弟在洛阳创立的洛学为代表，理学家对儒家经典进行了体系化重构，融会佛教思想与道家哲学，构建出具有严密逻辑的哲学体系。这一思想跃进，不仅标志着河洛文化向其精神源头的哲学回归，也使其内涵从制度文明层面深化至心性论与本体论的高度。这一时期，河洛文化的内涵由外在制度构建转向内在的哲学探索，从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奠定了理学发展的坚实根基。

　　元明清时期，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政治中心的变迁，伴随着河洛地区全国性政治中枢地位的丧失，其文化内涵也发生了关键的转型，即从实体性的政治文化中心向象征性的文明符号演变。在此过程中，河洛概念经历了深刻的符号化，河洛由指代一个地理政治实体，逐渐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文明起源与正统性的象征。与此同时，由于历史上多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南方诸多家族谱牒均将祖源地追溯至河洛地区，从而强化了“根在河洛”的集体历史记忆。这使得河洛文化演化为广大汉族群体精神世界中的祖根记忆与文化乡愁，客家人的身份认同即为典型体现。这充分说明，尽管河洛的政治地位在此时式微，其文化象征意义反而愈加纯粹与凸显。

　　近代以来，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文化复兴的背景下，河洛文化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河洛文化是历史认同的基石，对河洛文化的研究实为回应“何以中国”“何以华夏”历史诘问的关键路径，为中华民族历史叙事的构建提供核心依据。河洛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基，作为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河洛文化的博大精深是今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重要资源。河洛文化亦成为连接海峡两岸与全球华人的纽带，河洛这一意象象征着共同的文化血脉，在增强民族凝聚力与文化认同方面持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地理的“天下之中”到政治的正统，从神秘的河图洛书到哲学的天理，从制度的礼乐到文化的根基，从一个区域的文明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灵魂，河洛文化就像一个生命体，不断生长、吸收、转化和升华，最终将其最核心的基因，深深地烙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人格和精神认同之中。

　　考古实证河洛文化的突出地位

　　河洛地区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之地，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核心区域，是中华文明核心特质——突出的连续性形成的关键之地。河洛地区的考古实证了河洛文化的突出地位。

　　中国现代考古学发端之地。河洛地区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发端之地。早在北宋时期，就出现了以传世或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通过金石学的研究，历代文史家关注古代器物成为传统，也为后来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应当时中国政府之邀，与中国地质人员袁复礼一道，在华北进行寻找矿藏和采集古生物化石的工作，他们先后发现了北京周口店遗址和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仰韶村遗址的第一次发掘，历时36天，共开挖17处发掘点，出土大批精美陶器、石器，还有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尤其是绘制着精美花纹的彩陶，让仰韶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引来世人的关注，并使一种新的史前文化类型被发现并以“仰韶”命名。仰韶遗址的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是在中国进行的最初的科学考古发掘，拉开了中国考古学发掘和研究的序幕。仰韶遗址的发掘，宣告了中国无石器时代谬论的彻底破产，打破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填补了中国远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仰韶遗址也被誉为中国的“考古圣地”。

　　中华文明探源的核心区域。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核心区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实证了不断裂的中华文明史，展示了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主线。

　　裴李岗文化1977年发现于新郑裴李岗遗址，填补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裴李岗文化农业生产工具及家畜骨骼的出现，对于探索中国农业、畜牧业和陶器制作起源等具有重要作用。裴李岗文化和周边地区文化发生了较多联系，从而有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为后来的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奠定了基础，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基础性、奠基性的作用。

　　仰韶文化时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期的彩陶流传面积最大，彩陶花纹广泛流行，不仅国内流行，还远播海外。仰韶文化彩陶中常见的“西阴纹”，已向西传至乌克兰，“花瓣纹”则远传到乌拉尔山附近。可能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的史前时期，一条绚丽的“彩陶之路”早已联通欧亚大陆。灵宝西坡遗址发现的大型房址，规模宏大，加工考究，推测是部落首领议事或联盟的活动场所。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三重环壕、大型中心基址、鹿骨祭祀坑、大型墓葬和祭坛，是仰韶中晚期河南中部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聚落，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双槐树、青台等遗址，还发现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这表明在5000多年前河洛地区的先民们就对天文学知识体系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具有了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仰韶文化在河洛地区持续稳定发展，并强力向四方施加文化影响，为后来统一文明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根基，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

　　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这一时期，人口普遍增长，聚落规模扩大，发现若干新的区域性中心，如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新密古城寨遗址等，出现了分布最集中的中原城址群。与此同时，各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和人群迁徙更加频繁，新的文明要素不断汇聚，社会发展持续积蓄力量。

　　夏商周三代皆建都河洛之间，确立了河洛地区“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二里头遗址发现中国最早的王都如棋盘般规整，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呈多网格式格局，最早的青铜礼器群闪烁王权威仪，最早的官营作坊区见证国家手工业垄断，最早的宫殿建筑群奠定前朝后寝制度。夏王朝独创的一整套礼仪制度对周围各地区施加了强烈的辐射，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气象”，实证了从满天星斗的邦国时代到月明星稀的王国时代的伟大跨越。偃师商城作为商汤灭夏后营建的重要都城，其宫城轴线、前朝后寝布局，开创了“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都城范式。青铜器铭文与甲骨占卜，宣告着神权政治时代的降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在此开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王朝周期。尽管“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王城仍是天下共主的精神图腾。夏商周时期，河洛地区已经确切地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辏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些特性的归纳和总结，对我们认识中华文化的本质特征、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核心特质——突出的连续性形成的关键之地。所谓连续性，就是指文化的连贯和历史的连通。从考古发现看，新密李家沟拉开了农耕文明的序幕，反映了一万年前左右游牧向农耕过渡时的情况。裴李岗文化，石磨盘棒、大型石铲、锯齿镰的发现，反映了九千年前至七千多年前农耕的发达。流布广泛，以彩陶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反映了五六千年前聚落的发达、定居生活的持久以及早期邦国的初建。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新砦、新密古城寨等龙山晚期大量城堡聚落群的发现，反映了四千多年前中原刚刚步入王国时的壮丽图景。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都文化，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为代表的商都文化，以西周成周遗址、东周王城遗址为代表的周都文化，均反映了不断裂的河洛地区早期文化史，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具体体现。

　　河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河洛文化自提出以来，受到各界的关注。洛阳在传承和发展河洛文化上做出了诸多的努力，“五都萃洛”都城遗址公园先后建立，各类文化节结合文旅发展为河洛文化的现代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及遗址公园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标，为“最早的中国”提供了最关键的物证。园内分布着宫殿区、井字形道路网络、青铜作坊、绿松石作坊等。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系统地展示了夏代中晚期的历史文化。

　　偃师商城遗址总面积约2平方公里，布局规整，功能清晰。宫城、城墙与城门、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共同构建了我们对商代早期物质文化的认知。目前，遗址核心区已建成为“偃师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公园内通过地面标识、绿化植被、复原展示和说明牌等方式，标示出当年的宫殿基。偃师商城的发现，从考古学上确认了商文化的存在，并且其始建年代恰在二里头遗址衰落之后，为夏商两个王朝的交替提供了坚实的物证。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具有明确中轴线布局的宫城，偃师商城开了后世都城“宫城居中”的规划制度先河。其“宫城—内城（小城）—外城（大城）”的三重城垣格局，对后世都城建设影响深远。遗址展现了早期国家阶段的都城形态、政治制度、手工业生产水平和祭祀礼仪，是研究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进程的核心素材。

　　汉魏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都城遗址所在地，也是“河洛文化”定型的核心区域。目前公园展现的有太极殿遗址、铜驼大街、永宁寺塔基。2025年汉魏洛阳城遗址博物馆开放，以“中”“合”“同”的核心理念全面展示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朝都城历史。

　　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是洛阳遗址公园中最耀眼的名片，再现了武则天时期的帝国中心。核心遗址有明堂天堂、应天门、九洲池。明堂是武则天布政、祭祀的“万象神宫”，天堂是礼佛的场所，两座建筑复原展示了盛唐时期极高的建筑技艺和皇家气派，内部是遗址展示与博物馆结合的形态。应天门是隋唐洛阳城的宫城正南门，是中国古代规格最高的城门之一。其“两重观、三出阙”的形制宏伟壮观，夜间灯光秀极具震撼力，是洛阳的现代地标。九洲池作为皇家御苑，亭台楼阁与水系相结合，风景秀丽，是体验唐代园林艺术和夜间游园的好去处。定鼎门遗址公园以隋唐洛阳城外郭城的正南门——定鼎门为核心，展现了丝绸之路鼎盛时期。公园包含了定鼎门门址、城墙、天街（天津桥）遗址。博物馆内保存着清晰的车辙印迹，默默诉说着当年商旅络绎不绝的繁华。

　　洛阳龙门石窟公园规模庞大，拥有伊河两岸的龙门山石窟群、香山寺、白园诸多遗迹，其中龙门石窟被称为古代“石刻艺术的巅峰”。公园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将山水与艺术的融合，佛教石刻艺术、唐代诗人故居、皇家寺院与优美的自然山水融为一体，是文化朝圣与自然观光的最佳结合。

　　除了遗址博物馆外，洛阳的博物馆数量和种类十分丰富。洛阳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是了解洛阳从史前至明清完整历史的终极殿堂。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墓专题博物馆。博物馆将25座历代古墓原样迁移复原，可深入墓室观看精美壁画，还可进入北魏宣武帝景陵。洛阳唐三彩陶艺博物馆是中国唯一的三彩艺术专题博物馆。由非遗传承人创办，藏品丰富精美，可深入了解唐三彩的制作工艺与艺术发展。洛阳民俗博物馆本身也是一件文物，它坐落于古建筑潞泽会馆内，以展示豫西地区民俗风情为主。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作为国家级专题博物馆，系统阐释隋唐大运河的辉煌历史及其与洛阳的兴衰关系。

　　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是洛阳最具国际知名度的金字招牌，始于1983年，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拥有王城公园、中国国花园、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国家牡丹园等众多绝佳赏花地。可欣赏到姚黄、魏紫、豆绿、二乔等九大色系、上千个品种的牡丹。盛大的开幕式文艺演出、牡丹花灯会、牡丹诗词大赛、牡丹书画摄影展等，将牡丹与文化深度结合。在此期间，全市的旅游景区都会推出特色活动，并与牡丹元素联动。全城随处可见牡丹雕塑、牡丹图案，甚至餐饮也会推出“牡丹宴”“牡丹饼”。洛阳城化身为一座“牡丹花都”，热闹非凡，不仅能欣赏到“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的盛景，还能全方位感受牡丹文化的浸润。

　　关林国际朝圣大典是另一项重要的文化庆典，洛阳关林是关羽首级的埋葬之地，是中国唯一的“冢、庙、林”三祀合一的古代经典建筑群。大典遵循古礼，举行规模宏大、庄严隆重的祭拜仪式，吸引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大量关公信众和华人华侨前来谒祖祈福。这是一场文化信仰的盛事，即使非信众，也能通过庄严肃穆的仪式，感受到关公文化在海内外华人世界中强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河洛文化的当代价值

　　在全面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今天，深入挖掘并弘扬河洛文化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河洛文化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卓越的思想成就，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和强大的思想引领。作为河洛文化最具标志性的源头，“河图洛书”蕴含着先民对宇宙自然的深刻观察与哲学思考，奠定了中华文明独特的象数思维模式和天人合一哲学观的基石。历代学者对“河洛之学”的阐释与发挥，构建了一套影响深远的宇宙观、社会观与人生哲学。这种探本溯源、追求规律的思维传统，激励着后世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兄弟在洛阳创立的“洛学”，以“天理”为最高哲学范畴，建立起系统化的理学体系。经南宋朱熹集大成而发展成的“程朱理学”，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哲学和主流意识形态，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古社会的伦理规范、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其所强调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系列思想，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其中蕴含的理性精神、道德追求和社会责任感，对于今天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公民道德素养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河洛地区长期被视为“天下之中”，是三代之君所居、历代王朝建都的理想之地。这种独特的地理观和历史实践，催生并强化了“中华”“中土”“中国”的概念，以及追求“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和文化认同。这种根植于河洛文化的“中”的意识，不仅是地理方位的认知，更是一种文化正统观和政治向心力的体现，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提供了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合法性依据，至今仍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资源。

　　河洛文化在数千年的绵延发展中，以其根源性、连续性和包容性，成为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情感的精神纽带。河洛地区是华夏部族的肇兴之基和汉民族的形成中心。发迹于此的“三皇五帝”传说，以及夏、商、周三代在此建都的历史，使得河洛地区被视为中华民族的“根”之所在。这种“万姓同根、万宗同源”的民族心理和文化认同，历经数千年风雨而愈发坚固，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谒祖、认祖归宗的精神原乡，极大地增强了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无论是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融合，还是对佛教等外来文化的吸纳与本土化，河洛文化都展现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恢宏气魄。这种包容性使其始终保持活力，不断丰富发展，也塑造了中华民族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性格，为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奠定了文化基础。河洛文化是客家文化、闽台文化等的重要根源。历史上，多次从中原南迁的移民，将河洛地区的语言、风俗、信仰、宗族制度等带往南方，乃至漂洋过海至台湾及东南亚等地。至今，台湾同胞的寻根热潮、客家同胞对“河洛郎”的身份认同，都清晰地表明河洛文化是连接两岸同胞不可分割的精神脐带和文化桥梁，对于增进两岸文化认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河洛文化所倡导的诸多价值理念，在当今社会依然闪烁着真理和道义的光芒。河洛文化精髓中蕴含着深厚的“尚和合”“求大同”思想。无论是儒家追求的“和为贵”“天下为公”，还是道家主张的“天人合一”，都体现了对和谐境界的向往。这种追求社会和谐、民族团结、世界大同的价值理想，与当今中国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高度契合，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肇源于河洛地区的儒家思想，特别重视人伦关系与个人品德修养。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以及孝悌、忠信等道德规范，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为今天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有助于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河洛先民在治理黄河水患、发展农耕文明的过程中，锻造了尊重规律、因地制宜、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务实品格与奋斗精神。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奉献，历代治黄展现出的智慧与勇气，都是这种精神的生动体现。这种精神基因激励着中原儿女乃至全国人民在新时代克服艰难险阻，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而持续奋斗。

　　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代表，自古以来就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影响力远播海外。河洛文化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交往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为应对当今全球性挑战、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和谐共处，提供了深邃的“中国智慧”。深入挖掘和传播河洛文化中的这些宝贵思想，有助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增进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河洛文化这座底蕴深厚的“富矿”，依然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宝贵资源和强大底气。我们要加强对河洛文化的保护、研究、阐释和利用，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要通过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河南段）等重大文化工程，系统展示河洛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发展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将其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通过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河洛故事、河南故事、中国故事。唯有如此，才能充分释放河洛文化的当代价值，使其思想引领力更加鲜明，精神凝聚力更加强大，价值感召力更加广泛，国际影响力更加深远，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河南日报社 河洛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创新研究中心（河南科技大学）联合课题组）